南宋“楮幣”玩得有多溜？缺錢就放水印鈔，通貨膨脹了就“稱提”_穩定幣:鑄造穩定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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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幣是貨幣發展史上的較高級形態，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繁榮的產物。

紙幣一旦產生，就在貨幣經濟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并在南宋成為貨幣制度的中心問題。

信用是紙幣的核心。紙幣本身沒有價值，因此它不具有貯藏價值，紙幣的購買力受流通量的影響，如果流通中的紙幣量大于商品交換中的實際需要量，紙幣就會貶值，所以紙幣的發行又是紙幣保持價值的關鍵。

1、南宋抑制通貨膨脹的措施——稱提

宋代紙幣流通情況的變化就是圍繞著信用和紙幣發行量的變化而變化的，自南宋創行會子以來，多次講求“稱提”，但直到晚宋時期，“稱提”這一詞語才被廣泛使用。

時人陳者卿說：“楮滯則稱提之說興焉。”晚宋時期，“稱提”一詞的使用十分頻繁，“稱提”紙幣成為經濟生活中人們普遍關心的重要問題。

現今學術界對“稱提”一詞仍有不同解釋。筆者基本同意賈大泉、葉世昌、汪圣鐸等人的觀點。

賈大泉認為，“‘稱提'是南宋紙幣膨張后，討論紙幣的回籠、兌現，穩定幣值的術語。即紙幣‘折閱'，用‘稱提'的辦法穩定幣值。

其主要內容是回籠紙幣，以減少紙幣的流通量。其具體辦法是儲備銅、鐵錢，紙幣減價時，用官錢收買紙幣，用金、銀、官田收兌紙幣，用度牒、茶引、鹽引等有價證券，甚至出賣官爵收兌紙幣等等。其回籠紙幣的指導思想是貨幣數量論。”

葉世昌認為，“稱提”是南宋紙幣管理的一個術語。

“稱提”本是宋代、主要是南宋的一個普通的詞匯，它的適用范圍較廣，既可用于鐵錢，也可用于銅錢，還可用于物價，并不專用于紙幣。

只是到南宋時它較多地用于紙幣，是指在紙幣出現嚴重貶值時政府在紙幣管理上的一系列補救措施，目的在于維持或恢復紙幣的購買力，使紙幣的購買力經過“稱提”后有所提高，而且不一定提高到同它的票面價值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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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圣鐸認為，“稱提者，設法使鑄幣、紙幣比價均衡之謂也。”

可見，“稱提”就是當紙幣發行量過大因而貶值時，所采取的抑制紙幣通貨膨脹的種種措施。

關于宋代紙幣的性質，筆者同意包偉民的看法，即宋代紙幣不是信用貨幣，而是替代性紙幣。

代用貨幣存在于貴金屬貨幣流通階段，一定單位的紙制品代表著一定量的貴金屬，一定單位的紙制品能夠與所代表的貴金屬自由兌換，所以代用貨幣不過是可流通的一張實物收據。

因此，必須有足量的貴金屬作為保證，即保證代用貨幣能夠自由兌換。代用貨幣以其所能代表的貴金屬價值進行流通。在金屬貨幣流通必要限度內，代用貨幣發行的多寡決不影響它的票面額所代表的金屬貨幣價值。

只有在紙幣的發行量超過這個限度時，紙幣的價值就決定于流通中的紙幣的數量，價值與數量呈反比例關系，多則賤，少則貴。

2、宋理宗時期，通貨膨脹有多嚴重？

理宗時，楮幣的貶值是當時社會財政危機的后果，也是南宋中期紙幣貶值現象的延續。

從南宋立國到開禧北伐這一時期，從財政狀況看，還是從無到有、從危到安，有某種好轉趨向。

南宋王朝為應付戰爭、行政等各種需要，必須籌集大量資財，為此南宋朝廷相繼采取了一系列財政措施。

如，征調折帛錢和月樁錢，征調經制錢和總制錢，推行經界法，搜刮川蜀財賦，加強禁榷收入、市舶收入的管理，出賣官告度牒、括賣官田等等措施。

這些措施使南宋政府在其統治的前期，渡過了財政危機，基本上滿足了軍需供應，保住了半壁江山，實現了財政上的暫時的、表面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軍隊、官吏、皇室等支費和北宋相比都相差不遠，而南宋的領土卻較北宋減少了許多，這勢必造成具體的一路一州向國家中央輸送的財賦量增加。同時，國家為了減輕中央財政的負擔，往往把一些開支項目設法轉嫁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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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造成了地方財政的嚴重困窘，隨之而來的，人民賦稅負擔空前沉重，政府上下椎財是急，不顧百姓疾苦，椎剝百姓，取之無度。過重的賦稅負擔壓得廣大人民喘不過氣來，嚴重地破壞了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竭澤而漁式的盤剝導致人民貧困化程度不斷加深，這是南宋后期財稅之源枯竭的根本原因。

通觀南宋王朝的財政發展史，大體可以開禧北伐為界分為財政逐漸好轉和驟然滑坡兩個歷史時期。

自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至開禧二年(1206)南宋王朝共度過了四十三年比較安寧的歲月。在南宋立國至開禧北伐以前，財政從無到有，從危到安，逐漸好轉。大約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南宋財政達到最佳階段。到寧宗開禧元年時，財政收支尚可勉強維持平衡。可是，開禧北伐開始后，財政就難以支撐了。開禧北伐對國家財政的惡劣影響是極其嚴重的。

自此以后，南宋財政每況愈下。即使在嘉定和議之后，財政也仍然沒有恢復元氣。理宗即位后的寶慶、紹定十年間，理宗受史彌遠控制，內政不修，黑暗，外部金朝垂亡，蒙古崛起，戰事不斷，戰爭經費有增無減。

同時，山東“忠義”乘勢而起，周旋于宋、金、蒙古之間，叛服不常，南宋為招撫、鎮壓他們也投入了不少的兵力、財力。這些因素使寶、紹時期的財政更不景氣。自端平、嘉熙至淳祐的近二十年間，理宗在、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變革。他在食鹽專賣、楮幣發行、屯田措置方面進行了整頓，并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財政危機比較嚴重的背景下，理宗端平親政后，急于求成，于端平元年策劃收復三京之役，其對財政的影響是很壞的。南宋聯蒙滅金，財力消耗很大。戰事一開，錢糧物資調度頻繁，公私之積遂至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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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軍事上戰略戰術怎樣，單從國家財政實力來說，用兵河南消耗過大，財力難以應付，易取而難守，不能打持久戰，只能招致失敗。

三京之役失敗后，吳昌裔講出其對國家財政的消耗之大：

“兵民之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糧食之陷失者，以百余萬計。凡器甲舟車悉委偽境，而江淮蕩然無以為守御之備…凡邊民之骸骨相枕，國家之膏血無余。”

嘉熙時期的財政，比端平年間的財政更加困難。嘉熙四年(1240)，杜范指出：“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

進入淳祐年間，經過理宗的用心整頓，淳祐前期財政有所好轉，但是隨著逐漸轉向昏濁，宋蒙戰爭也趨向緊張，財政危機愈發加深了。

表現在不僅中央財政危機，州縣財政也普遍入不敷出，“預借”之風盛行，寅吃卯糧現象十分嚴重，財政危機向縱深發展。理宗在淳祐末年逐漸喪失了端平以來勵精圖治的銳氣，到寶祐時，出現閣妃恃寵驕橫，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奸相丁大全弄權濁政的局面。

同時，蒙古于寶祐元年(1253)，攻滅大理，開始從北、西、南三面夾攻，意圖消滅南宋。南宋被迫在漫長的邊境上布防阻擊，軍費的支出是相當多的。內政不修，強敵壓境，寶祐時期的財政繼續惡化。開慶元年(1259)，蒙古大規模攻宋，形勢危急。

適遇蒙哥汗在四川釣魚城前線受傷而亡，此時圍攻鄂州的忽必烈急于回去爭奪汗位，主動撤軍北還。在鄂州督師的賈似道由此僥幸得到“再造宋室”的美譽，入朝執政，晚宋歷史進入賈似道弄權亂政時期，為了應付龐大的財政支出，不思節流，只是一味搜刮，實施了天怒人怨的公田法、打算法等斂財手段，使財政危機日甚一日。以上對理宗統治時期的財政狀況進行了一個大概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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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宋印鈔票有多狠？

財政危機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南宋朝廷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應付日益膨脹的開支，開始大量增發紙幣。

正如時人吳潛所說：

“今日國用彈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之費，又未免以楷，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脈也。”

可見，當時國家之需，很多支出都依賴楮幣，如和糴糧米、軍餉、水旱災害救濟、平息人民起義等等，都以楮幣來應付國家所需，因此說楮幣是“國家之命脈”，一點不為過。

由于南宋后期，戰爭形勢緊急，戰事增多，經濟凋敝，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空乏，朝廷生財無道，只好不斷增加紙幣的發行數量。由于巨大的財政赤字，需要發行紙幣來填補，所以紙幣發行數量一漲再漲，競如脫韁野馬，難以控制。

相應地，會價也就失控和不斷下跌。會價的下跌帶來了新的社會經濟問題，造成經濟秩序和社會生活的混亂，也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

南宋東南會子的產生，是宋代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直接來源于民間的便錢會子，這種便錢會子出現于北宋末南宋初，為臨安府經營交引鋪的富商所創，在經濟生活中確立了信用。至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知臨安府，將會子收歸臨安府統一發行，從而由民營轉變為官營。

當年七月之后，戶部開始代替臨安府發行會子，這樣它由流通于江浙一隅的地方性紙幣發展成為流通于南宋大部分地區的全國性紙幣。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宋廷設立行在會子務主管發行，它取得了法定貨幣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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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孝宗乾道四年，宋廷定立會子的兌界和界額，將它納入規范化的軌道，開始發行第一界會子。

據汪圣懌考證，東南地區從北宋晚期民間就流行私營兌便會子，后于宋高宗紹興三十年收歸官營，會子初發行較為順利。

孝宗時，比較注意控制會子發行數量，后來不斷遞增，第一、二界會子每屆為一千萬貫，第三界實際發行一千一百萬貫，第四界發行一千三百萬貫，第五、六界約發行一千八百萬貫，第七界增至二千三百二十三萬貫。

第八、九兩界分別為二千四百七十七萬貫、三千七百二十三萬貫。第十、十一界各為四千萬貫。

開禧北伐后，軍費支出巨大，會子數量大增，導致第十、十一、十二三界會子并行，第十界為約三千六百三十三萬貫，第十一界約四千七百五十九萬貫，第十三界約五千五百四十八萬貫，總發行數達到一億四千萬貫，這時紙幣通貨膨脹，會子“折閱”即貶值現象十分嚴重，朝廷也開始采取措施整頓會子。

嘉定以后，發行第十四、十五兩界會子，起初發行了八千萬貫，但是隨后由于財政需要又有增印，十四界約達到一億一千三百萬貫，十五界約達到一億一千七百萬貫，兩界幾乎達二億三千萬貫，超過了開禧時的數量。

紹定年間，第十四、十五、十六界這三界會子并行之數為三億二千萬貫。端平時，第十六界會子為一億三千萬貫，第十七界會子一億四千萬貫，兩界并行為二億七千萬貫。當嘉熙、淳祐之交，第十六、十七界會子已共有五億貫。

在淳祐六年時，第十七界為四億二千萬貫，第十八界新出為二億三千萬貫，兩界共約六億五千萬貫，這不包括不斷增印的和奸民偽造的，這是東南會子見于記載的最高數額。

淳祐六年二月，“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用。”表明政府對會子價值的支持，“以堅民信”，當時整頓楮幣的決心可以說是很大的，辦法也是可行的。

4、宋理宗為救“楮幣”有多拼？

在整個淳祐時期，救楮的記載不絕于書，既是當時財政經濟的現實迫切需要，也表現出了理宗治國的熱情、能力和成效。從治理楮幣這個問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理宗淳祐變革的深度和廣度。

理宗對于“稱提”楮幣這一關系國家經濟命脈、民生休戚、社會安定的大事，高度重視，非常留心，投入了大量精力，與群臣一道討論、講求整頓楮幣的理論、方略，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法令條規。

具體來說，理宗在淳祐時期采取了如下幾種救楮幣的措施：

(一)在治國指導思想上，反復向大臣宣講，救楮是當時急務，應當放在整頓財政經濟問題的首要地位，淳祐五年(1245)，“上曰：鹽楮是今日急務。”理宗曾說：“楮幣邊事，信是當今急務。”“朕嘗諭大臣講明楷幣及邊備二事，其馀碎務，原不必勞神。”看來，理宗把楮幣與邊防軍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兩個最大的“國是”，是當時急需解決的主要矛盾。

(二)任用專人負責措置楮幣，加強對整頓楮幣的領導。同時，也為了稱提會子，專門制定了相應的官員考核辦法。端平二年，理宗以權兵部尚書徐鑄、監察御史丁伯桂同提領會子所官，辦理會子收換事宜。嘉熙二年，又以李宗勉負責財用，余天錫負責楮幣。淳祐十二年，又以吳潛專任數楮之事。

淳祐十二年正月，“上日：數楮事不可緩，吳潛可專任此責。”當吳潛欲推辭時，理宗下詔曰：“朕以二三執政，皆天下之選，心同志合，無往年形跡之疑，故以楮幣一事俾卿專任，面諭已詳，胡尚謙執？宜亟祇朕命，凡茶鹽錢谷與楮相關者，悉新是圖，以底成績。”

理宗的話已經顯出他非常焦急，對吳潛等人也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任用專人負責楮幣事宜的同時，理宗加強了對官員治理楮幣政績的考核。淳祐八年四月，臣僚言：“兩界會子既永遠行用，宜立殿最之法，以為稱提之助。”淳祐十一年，“以會價增減課其官吏。”把穩定會價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項目。

(三)加大回籠楮幣力度，少印行新楮，回收舊楮，力圖減少市場上楮幣的流通量，以提高楮幣的價值。

楮幣的折閱貶值，是因為發行量過大。端平年間，知泉州南安縣徐鹿卿說：“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

相應地，少發新楮，收誠舊楮，則是稱提的主要手段。在宋廷實施稱提、收減楮幣的政策下，楮幣價值也時有回升。

(四)允許臣民以楮幣折納賦稅，用意有二，既是為了收用楮幣，也是為了提高楮幣的信用，使百姓愿意使用楮幣。

以楮幣準錢輸納賦稅是一個力挺楮幣信用、提高幣值的務實之舉。固然，朝廷也是冒著楮幣貶值、財政收入虧損的風險。

(五)制定法律條令，嚴厲打擊偽造楮幣之風，懲處偽造楮幣以斂財、擾亂經濟秩序的奸商奸民。

淳祐元年，“詔敕令所修偽造新會、楮改舊會、盜賣會紙之令。”

理宗在和徐元杰討論楮幣時，徐元杰說：“須嚴偽造之禁。”理宗曰：“偽造之禁不嚴，則真偽莫辨，其直愈損。”淳祐七年時，“偽造成風，為楮幣蠹。”洪天驥任福建建寧縣尉時，曾經嚴加整治。淳祐十年，都省言：“銅錢泄漏，偽會充斥，奸民無所忌憚。”

詔令：“如有犯者，及停藏家，許告，推賞，不告連坐。”由于偽造楮幣之風盛行，朝廷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經濟秩序遭到嚴重干擾，給稱提楮幣帶來了很大的阻礙，雖然朝廷對偽造楮幣問題進行了嚴厲整治，但是并未徹底剎住偽造之風。

(六)作為挽救楮幣的一項重大措施，宋廷決定十七、十八界會子更不立限，永遠行用。

淳祐八年秋，“秤提會子，十七、十八兩界會子，永遠行用。”

確定十七、十八兩界會子永遠行用，是淳祐年間理宗君臣稱提楮幣的一個重大舉措，也是一種大膽創造。

一方面，可以免除由于不同“界”的新舊會子之間的發行、兌換的繁雜手續，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也是扶持會子信用的重要方法，向臣民表明朝廷對行用會子的堅決態度，“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應當說，這是理宗淳祐年間稱提楮幣過程中的一個積極成果，有利于楮幣的長期穩定行用，也有利于政府對楮幣進行管理。

應當說明的是，以上所述只是淳祐年間宋廷稱提楮幣的幾項主要措施，另外還有一些辦法，如以鹽權楮，實施錢會中半制度，加強楮幣流通。

5、為何“救楮”沒有效果？

淳祐年間，理宗和臣僚為稱提楮幣可謂絞盡腦汁，想了不少辦法，采取不少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收效。但是，并沒有真正解決紙幣嚴重通貨膨脹的問題。正如袁甫所說：“朝廷措置會子，其說每變矣，然每變每失，而迄無成效。”

究其原因，主要是龐大的冗兵、冗官和宮廷浪費，使政府財政支出過大，造成大量赤字，從而引起通貨膨脹。晚宋紙幣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

所以，抑制它的根本辦法應當是壓縮需求，減少支出，使總需求與總供給趨向大體平衡。晚宋時的杜范、王邁、許應龍等人提出了稱提的關鍵在于“節用”的鮮明觀點，可謂真知灼見！

杜范說：“欲楮券之省造，不為民病，則莫先于節用。”王邁說：“欲重楮，自節費始。”

許應龍說：“尤有節用一策，言者雖多，然節其小而不節其大，所增能幾？”從這個根源來說，當時許多稱提之術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只能像揚湯止沸一樣，起到暫時的緩解作用。

“稱提”楷幣，作為理宗淳祐再變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由于急劇乃至惡性通貨膨脹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也由于理宗變革的不徹底性，稱提之策每每出于權宜之計，政策屢變，造成了不小混亂，又有不少措施以犧牲人民利益為代價，執行過程中遭到非議和抵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這是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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